工人社群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生活方式已蕩然無存：原來上下班時熙熙攘攘的情景、工作時熱火朝天的場面都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破敗的廠區、雜亂的社群環境、居民精神上的萎靡。
本文節選自吳清軍《走向集體貧困：一個單位型社群20年的變遷》。
文 | 吳清軍
序言
查理斯沃斯(Simon J Charlesworth)在《工人階級經驗的現象學研究》一書中，描述了隨著傳統工業生產方式的日益衰落、工人階級從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全面解體的狀況：“工人階級被拆散了”，“過去所熟悉的生活分崩離析了”；與此同時，在老工業區巨大的物質廢墟上，出現了“工人階級無言的精神的廢墟”。書中描述了羅瑟勒姆鎮(Rotherham)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景：
小鎮就像一個死城，街道破落雜亂，工人失業，商業蕭條，工人無所事事，整日在大街上酗酒，生活沒有希望，年輕工人找不到工作，成群在大街上閒逛，犯罪率高升，教育落後，生活貧困，工人精神萎靡。
查理斯沃斯描述的是英國一個老工業區在去工業化過程中工人的生活狀況，而當筆者調查東北老工業基地C市拖拉機廠社群時，看到了驚人相似的一幕。該廠一位退休職工在2004年向市領導反映情況的報告中寫道：
“目前職工的困境：我廠原有職工一萬多人，1998年以後，下崗職工4000多人，退休職工3000多人，2002—2003年解除勞動合同的1000多人，退養的500多人，現在崗的300多人。下崗職工能夠就業解決生活問題的僅佔其人數的20％．退養職工每月只能領到176元，退休職工雖然有‘保命錢’，但很大部分要兼養下崗的兒孫們，尤為艱難的是那些年齡為50～60歲之間的人，他們既要奉老，又要撫幼，可掙錢無路，醫療保障至今尚未落實，一有病痛，十分揪心煩惱。由於生活極為艱難，職工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不斷上升。更為嚴重的是自1998年以來，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難承擔醫藥費)導致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這是十多年極為罕見的。”
在調查中，筆者在社群中還發現一些隨處可見的現象：很多職工失業在家，無所事事，為了消磨時問整天打麻將；由於貧窮，生活壓力大，這十幾年得腦溢血、偏癱的居民成倍增加；迫於生活壓力，有不少下崗失業女工晚上出入色情場所，陪人跳舞或者出賣身體：還有一些下崗失業人員，找不到工作，為了麻痺自己，整天喝著劣質的白酒，渾渾噩噩地生存著。從總體上來說，拖拉機廠社群的居民，不僅在物質生活上遭受著貧困，而且在生活方式、精神狀態上也逐漸走向城市生活的邊緣。
拖拉機廠社群是一個典型的單位型社群，居民都是拖拉機廠原來的職工和家屬。回溯到1980年代中期，工廠正處在興盛時期，社群呈現欣欣向榮景象。一位下崗職工回憶到：
“在80年代後期的時候，拖拉機廠效益特別好，在整個c市都是有名的，汽車廠的效益都不如它。其他工廠的職工都羨慕拖拉機廠的職工，很多人想方設法想往裡調，這片宿舍樓原來在整個市裡都少有，拖拉機廠職工不僅福利待遇好，還有房，工資不愁。我記得過年過節什麼都分，家裡用大缸裝豆油。早上工廠幾十輛大車往外開，別人一看車隊就知道是拖拉機廠的，特別氣派。那時工人按時上下班，到月底就開工資，很少有打麻將的。平時業餘時間，工會會組織活動，看電影，等等。工廠還有足球隊，在全國都是有名的，還有籃球隊。”
誰會想到，時隔20年，拖拉機廠社群會從一個人人羨慕的社群逐漸走向了貧民區。在這20年中，社群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轉變?是什麼因素導致它從相對富裕的社群逐步走向城市邊緣?又是什麼因素導致拖拉機廠職工走向集體貧困?帶著這些問題，從2003年開始，筆者先後四次進入社群開展實地調查。並且，從2005年8月到12月，筆者住進了社群，與社群居民廣泛地接觸，一起體驗貧困的生活。本文的資料都來自筆者與居民的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的筆錄。
一、背景：拖拉機廠20年變遷史
貧困，不僅僅是簡單地對人們生活狀態的一種表述。從社會整體的視野看，貧困是一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的反映，背後隱含著深層的社會原因。所以，拖拉機廠社群從相對富裕向貧困的轉變，其背後與整個社會結構轉型密切相關，是隨著80年代中期以來的國企改制以及就業制度、分配製度、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等制度性轉變而逐步加深的。
c市拖拉機廠始建於1958年，曾是國家大型農機重點骨幹製造企業，是國家500家最大工業企業和機械工業100家最大工業企業之一，是該省規模效益最佳企業之一，主要生產輪式拖拉機。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由於職工依託單位，實際生活不平等程度並沒有擴大。拖拉機廠作為大型國有企業，其職工相比於其他工廠的職工在生活與心理上都存有優越感。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工廠為了解決職工配偶與子女就業問題，先後成立了三個廠辦大集體企業：拖拉機廠配件廠、勞動服務公司與修建公司。到80年代末期，大部分家庭的所有成員都是拖拉機廠的職工。
隨著城市經濟改革的推進，拖拉機廠在80年代中期迎來了最輝煌的時期。1984年拖拉機廠開始產品轉型，從製造大型輪式拖拉機轉向小型農用四輪拖拉機。由於正趕上農村經濟發展迅速時期，小型農用拖拉機市場需求量大而產品緊缺，拖拉機廠的轉型，抓住了市場的機遇，結果出現了前文所描述的繁榮景象。
好景不長，到90年代初期，拖拉機廠的效益迅速下滑：其一，在1990年與1992年，迫於市政府的壓力，兼併了兩個即將破產的企業，即c市工程機械廠與Y市柴油機廠，職工人數由原來的七千多人一下增加到一萬二千多人，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二，其他地區製造拖拉機的鄉鎮企業興起，擠佔了大部分市場。其三，內部管理混亂，經營不善。由於企業效益逐步下滑，工人的福利待遇也慢慢減少，職工生活開始艱難起來。但是，一直到1997年6月，拖拉機廠每月還能開出工資，職工勉強還能維持生活。但從1997年7月開始，工廠再也無法給工人開出工資，一直到1998年9月，拖欠大部分職工13個月的工資。1998年9月25—28日，工人連續三天上街堵馬路，要求工廠開工資、整頓拖拉機廠。迫於工人的壓力，市政府與拖拉機廠最後做出決定，國營職工每人每月開176元，上班的職工上班一天加六元，但對於集體企業職工，拖拉機廠採取了放任不管的政策。
進入1999年，下崗分流政策已在全國推行，拖拉機廠也從1999年3月開始執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政策，大批職工被下崗裁員回家。自此，拖拉機廠不再生產拖拉機，而是對外加工零活，需要的職工人數僅僅在一千左右。2002年，工廠成立“拖拉機集團有限公司”，把下崗工人和原來工廠拖欠的債務扔給了拖拉機老廠。有限公司的各個車間實行承包制，在崗工人實行按件計酬的工資制度，一般工人每月工資500元左右。截至到2002年末，拖拉機廠在冊職工9592人：下崗職工4946人，在崗職工4646人(工廠在統計的時候把退養的和拿不到下崗補貼的職工——即放長假的職工，全算成在崗職工)。到2002年底，工廠拖欠養老金4500萬，拖欠職工工資累計達16個半月、總計4493.3萬元。實際上這個統計資料僅僅包括了國有企業，而廠辦大集體放長假的職工2000多人未包括進來，這些人既得不到下崗補貼也得不到相應的補助。到2003年，工廠實行買斷工齡的方案，分兩批把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全部買斷。
到2005年5月，拖拉機廠在職職工人數為1836人，退養職工人數為1036人，下崗職工人數為3051人，進入統籌人數為5354人(含退休人員)。其中，在職職工中有管理人員298人，工人為1490人，而這1490名工人都在各個私人承包的車間上班，收入低、工作也不穩定。同時，退養職工和下崗職工四千多人都處在放長假狀態，這批職工隨著兩年下崗政策的結束，每月176元的補助也被取消了，現在就只能等著工廠最後破產，期盼能夠得到一筆補償費。
二、貧民區——走向城市邊緣的生存狀態
從拖拉機廠20年的變遷可以看出，拖拉機廠社群一步步走向貧困是與拖拉機廠的效益緊密聯絡在一起的。當工廠走向破產的時候，社群居民也逐漸走向城市的邊緣。對於貧困的現象可以從許多方面進行描述，本文主要從兩大方面進行：物質生活的貧困；文化或生活方式的貧困。
1、物質生活的貧困
(1)收入低或者沒有收入
按照社群居民與拖拉機廠的勞動關係，本文把居民分成幾類：一是退休人員，一般都有退休金，但用退休職工自己的話，這些退休金還要養活下崗失業的兒孫；二是買斷勞動關係的合同工，人數只有近兩千人，都是1984年後進入工廠的比較年輕的職工，也正因為年輕，一般還能在市場上實現再就業；三是仍在崗的職工，有1490人，雖然在崗，但是與在市場上就業沒有區別，都在私人承包的車間工作，按件計酬，每月工資在300—600元之間；四是國營放長假職工，由於下崗政策被取消，他們出再就業中心之後就沒有了生活補助，這批人最多——現在還有四千多人，他們都是1984年之前進入工廠的，年齡大致在四五十歲，再就業比較困難；五是集體放長假職工，從企業經濟效益不好開始就放假回家，沒有任何補償與保障，人數有2000多人。
在上述五類人員中，只有年輕買斷工齡的失業人員，因為年輕還能在市場上實現再就業，生活相對比較寬鬆，而其他四類人員的生活都比較貧困，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其一，下崗、放長假職工再就業之後工資收入低。
由於他們的年齡偏大、文化水平較低，以及缺乏技術，在市場上只能找到一些保潔、力工、打更、看車、保安等技術含量低、工資水平低的工作，或者擺地攤、開修車鋪、修鞋鋪等個體小買賣。在調查中瞭解到，他們每月只能掙300—500元。但即便這樣的工作，能實現再就業的下崗職工也只佔他們總人數的20％。
一位49歲下崗職工：
“我在家實在呆不下去了，太困難了，就扛把鉗子到馬路上等活，平均下來一天能掙10塊錢，有時候一天能掙30多，但是幹了幾天又要等幾天，等的幾天就一分錢都沒有。”
其二，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穩定，經常沒有收入來源。
這在社群內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再就業工程一直是東北各級政府主抓的工作，但是考慮到下崗職工的實際情況，能夠實現再就業的職工人數並不理想。下崗職工找不到工作，也就意味著沒有收入來源。另外，由於勞動力市場並不規範，下崗職工再就業後的合法權益也得不到保障，不僅工資待遇低，更為主要的是工作不穩定，經常被辭退或者被開除，相應地收入來源也不穩定。
一位44歲的集體企業放長假職工：
“我有兩年沒找到工作，每天跟我媳婦就吃四五塊錢，沒什麼菜，每頓兩個饅頭，吃點自己醃的白菜，煙都買不起，我抽自己卷的，買點菸絲就行了。”
其三，“老養小”，退休職工用退休金養全家。
退休職工雖然有退休金，但這些“保命錢”需要用來養兒孫們不僅要提供下崗放長假的兒女生活費用，而且還要扶養第三代，特別是第三代的教育費用，養老變成了“啃老”。在調查中筆者發現，有退休老人的家庭，家庭基本生活還能維持；而那些沒有退休職工，又無生活來源的職工家庭就比較困難。
一位每月領1700多元退休金的職工(因為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退休金比較高)：
“雖然我每個月有1700多的退休金，但還是要罵政府：我三個兒子、三個兒媳婦都在拖拉機廠，全下崗了，還有三個小孩，都指望我這點錢，但這點錢怎麼養活這一大家?我有兩個女兒也是拖拉機廠下崗的，女兒嘛，就根本顧不上了。”
(2)消費水平低
隨著工廠不開工資，收入來源無保證，大部分家庭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層面都存在困難，食品消費與衣物消費水平比較低，基本維持在溫飽水平。按照他們慣用的說法就是：“現在只能維持，要想吃好、穿得體面基本不太可能，反正現在是餓不死，凍不著”。
一位49歲的國營退養職工：
“現在大家都是維持，吃口飯，要說吃不起飯的人家也不多。就算你能找到工作，孩子的上學費用要花吧，冬天的採暖費要交吧，這幾項下來就得幾千元，每月就算你能掙500塊，也只能維持，想過好點基本上不可能。”
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失業工人：
“你看到剛才那個女的吧，她是下崗的，她家兩個月都沒吃過肉，一點都不誇張。我們樓有個窮的，她丈夫死了，沒錢買菜，每天到市場上撿點白菜幫子做菜。”
一位開小超市的店主：
“從你進我家門到現在有兩個小時了吧，你看有沒有人來買東西，現在大家都沒有消費能力，東西賣不動，我這裡一天也掙不到20塊錢。”
(3)有病無錢治
醫療、住房、孩子教育，一直是社群居民的三塊心病。其中，醫療首當其衝。由於拖拉機廠的職工並沒有納入醫療保險，所以醫療沒有任何保障。從計劃經濟時代到1997年，拖拉機廠的職工都可以在廠職工醫院享受公費醫療，家屬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的優惠。但從1997年以後，隨著工廠效益低下，醫院也開始不景氣，大批醫生下崗失業，到2002年醫院倒閉，再到2005年乾脆連地皮、房子和裝置都賣給了私人。所以，自1997年以後，拖拉機廠的職工和家屬就根本沒有享受過醫療保障。當工廠開始實行掛帳政策後，工人看病得先自己墊錢，然後到工廠掛帳，等工廠有錢了才給予報銷，但實際上能夠報銷醫藥費的職工非常少。
在調查中，筆者瞭解到，因病致貧的家庭在拖拉機廠社群很普遍，最困難的家庭基本上家中都有重病病人。在社群60多戶低保戶中，除了戶主是殘疾人之外，其他的家庭中都有重病病人。在他們每月的申請材料上可以看到：
“我和愛人均系拖拉機廠職工，我今年42歲，妻子今年37歲，家中有雙胞胎兩兒，兩歲多。我患有乙肝多年，由於單位效益不好一直硬挺沒有治療。我妻子雙耳鼓膜穿孔需做手術，僅手術費一項就需要一萬六千餘元(不合床位費、檢查費、治療費、藥費等其他一切費用)。由於單位效益不好，本人拿不出此項手術費；加上家中雙胞胎兩個小兒子無人看管，造成有痛不能及時醫治，由於耳疾，時常伴有眩暈。希望社群能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因為做手術看孩子都需要一筆費用。”
“因夫妻雙方單位長期不開支，家庭無經濟來源，本人身體多病，患有腦血栓、腎結石、前列腺、骨質增生、腰十二椎骨拆過，還要扶養兩個孩子上學，加上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母親，每月也要照看幾次，所以生活非常困難。”
(4)教育負擔重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拖拉機廠擁有自己的子弟幼兒園、小學、中學以及職業技術學校，拖拉機廠職工子弟可以免費讀書。到了90年代中期，由於企業不景氣，這些學校逐漸被推向社會。失去了單位提供的教育福利。面對教育費用一直高漲的大環境．許多下崗失業人員家庭揹負了沉重的負擔，給社群帶來了新的貧困現象：下崗、放長假職工家庭子女輟學率在這十幾年明顯上升，有的家庭選擇教育費用低的學校。
一位35歲失業職工：
“我兒子現在讀二年級，我跟我愛人都有病，沒工作，全靠我姐和我媽接濟我們。現在就是孩子的教育費用太高，全家也就他花錢最多。原來想把孩子送到好點的學校，但是家裡沒錢，只能上拖拉機廠小學(現在名稱也變了)。你說現在老師也不好好教課，每天到4點就放學了，放學之後交錢的就留下來補課，剛開始的時候全班就我兒子一個人沒錢補課，他一放學就一個人走了，而其他的孩子都留下補課。我看著實在不忍心。你說我再窮也不能讓孩子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來。老師也來家裡找過我，我把現在的狀況說了，老師說也可以理解。後來我用一個大塑膠袋把家裡所有的硬幣和一毛一毛的錢都裝去了，總共就200多，說起來心理都難受，那時家裡就剩下那點錢了。其他的孩子週六週日都要報這個班那個班的，按道理應該按照他的興趣報個美術、音樂班的，但是現在條件擺在這裡的，報班要花錢，我兒子一個班都沒報。”
(5)住房緊張
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拖拉機廠還實行福利分房，職工按照工齡和職稱加權平均記分，排隊分房。按照工人的說法，那時總體上還算公平。進入90年代之後，工廠不景氣，再也沒有蓋過職工宿舍，所以大部分50歲以下的職工都沒有分到房，有些家庭被安置在臨時過渡房(24平方米的平房)或者單身宿舍(2l平方米的樓房)，年輕點的職工隨父母一起住(一般退休的職工都分到了房子)。
住房最緊張的還是集體企業放長假的職工，在工廠集資建房的時候，並沒有把他們算在內，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總廠職工的家屬，沒有房權，隨總廠職工一起住。雖然在1994年的時候，配件廠集資建過兩棟樓房，但是80％的集體企業職工住在不到24平米的平房或者和父母住一起。
總之，在拖拉機廠社群，由於多年不分房，並且又無力購買商品房。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多，住房越來越困難。有退休老人的家庭一般還能湊合住，但是沒有老人的家庭或者集體企業職工家庭，他們的住房不僅狹小、陰暗，而且在採暖、採光方面都非常差。
一位39歲的下崗男職工：
“我爸原來也是拖拉機廠的國營職工，後來調到別的單位了，分了這個平房，前幾年我爸就過世了。我媽是配件廠的，屬於集體企業職工，她沒有房權，也沒分到房子。我也沒分到房子，在工廠的時候我跟他們一起住。下崗之後我跟我愛人出去租房住了，去年我出車禍，我愛人跟我離婚了，我在外邊也租不起房，又搬回來跟我媽一起住了。但是這房子小，就一問房，廚房是公用的，我就在後邊搭了個棚。冬天沒裝暖氣，我就用被子捂著睡，碰到冷的天，早上起來頭髮鬍子露在被子外邊全白了，那有什麼辦法。原來沒分到房，現在別說買房，就是租房都租不起，就這樣將就吧，今年我用塑膠紙把棚給捂上了，不透風，到了冬天就會好點。”
以上五個方面證明，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十多年中拖拉機廠社群居民已經從相對富裕走向集體貧困。
2．生活方式(文化)的貧困
查理斯沃斯在《工人階級經驗的現象學研究》中認為，在去工業化過程中，工人階級處於經濟的邊緣和社會的被排斥地位，已經不可能上升到社會的中上層。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和獨有文化逐漸消失。在拖拉機廠社群，我們能夠看到相似的一幕：社群居民由於經濟貧困而導致生活方式的全面貧困，他們所熟悉的20世紀90年代以前那種獨有的單位型社群的生活方式已分崩離析，面對的是在市場經濟中被拋入城市邊緣的生活方式。
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拖拉機廠屬於大型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在全市首屈一指，職工到月就開工資、工資高、福利待遇好，在生活上是其他工廠職工所羨慕的，工人在心理上也存有相對優越感。隨著企業一步步走向破產，原有的生活方式已蕩然無存。工人所要面對的不僅是物質上的貧困，還要面對因物資貧困帶來的文化的貧困，或者說是生活方式上的邊緣化。
美國學者劉易斯(Oscar Lewis)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貧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理論。他透過對貧困家庭和社群的實地研究，認為：貧困文化實際上是社會中貧困者與其他人在社會生活方面相對隔離，因而產生出一種脫離社會主流文化的貧困亞文化。處於貧困文化當中的人有其獨特的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其文化特質可以表現在個人、家庭和貧困社群等各個層次，這種貧困文化的特點可以透過貧困群體內部的交往而得以在圈內加強，並且可以世代傳遞。在下文，筆者將描述拖拉機廠社群居民經過20年轉變所形成的貧困文化。
(1)打麻將成為居民打發時間的主要方式
許多下崗失業、放長假職工找不到工作，在家裡無所事事，聚眾打麻將成為他們打發時間的主要方式。在調查中瞭解到，在社群內每兩個居民樓就有一家麻將館。這種麻將館並非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那種娛樂場所，而是在食雜店內或居民樓內騰出一兩間房子，由麻將館老闆提供桌椅與麻將，每打一場收2元。在調查中還發現，大部分打麻將的賭資都在每圈2角或5角，幾圈下來也就輸贏幾塊錢。從這麼小的賭資可以看出，下崗失業人員打麻將並非是真正賭博，而是打發時間的一種方式。
(2)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增高
在拖拉機廠社群，夫妻雙方都沒有工作的家庭不在少數，並且大部分家庭夫妻雙方都從拖拉機廠下崗失業。在生活重壓下，家庭糾紛明顯增多。更為嚴重的是，最近幾年社群內的離婚率大幅度上升。在調查中發現，大部分離婚的家庭都是女方受不了貧窮，拋棄兒女與家庭離開了社群。
一位45歲的下崗職工(從1994年就不上班了)：
“我94年離的婚，就是沒錢，妻子移民到澳大利亞去了．跟人跑了，要是我有錢她也不會走，都是給工廠害的。”
一位40多歲的放長假男職工：
“我跟我愛人都下崗了，我沒有收入，她還好點，不是拖拉機廠的，是藥廠的，一個月還給400多塊錢。兩個人都呆在家裡，肯定幹仗，沒錢，生活發愁，兩個人都來氣，你看這些傢俱都是我們打架給摔碎的，電視機也給我摔了，家裡的碗筷也是重新買的，兩個人心裡都憋得難受，看誰不順眼，就打起來了。”
(3)迫於生活壓力，部分下崗失業女職工賣淫
在調查中筆者瞭解到，迫於生活壓力，有些下崗失業女職工經常出沒於黃色舞廳、洗浴中心等色情場所。她們在舞廳陪人跳舞，每陪跳一支舞曲可收入15元一20元，在洗浴中心的一般都是出賣身體。對於哪些家庭有人從事這項職業，這在社群都是公開的秘密。
一位下崗職工：
“社群裡有好多男的做縮頭烏龜，靠媳婦出去跳舞養著，他們裝出沒事的樣子，其實他們都知道自己媳婦在外邊，經常夜不歸宿，你說他們能不知道嗎。有些外單位的人碰面也說：我在哪看見你們單位誰的媳婦在陪人跳舞。我就告訴他們，別這麼說，都是走投無路才這樣的，要是能找到工作，要是能有份像樣的工作，也不至於去那種地方。拖拉機廠職工的媳婦有多少人去幹這行，我們也不知道，但肯定是有，而且人數還不在少數。”
(4)日常交往少，居民生活圈子封閉
在拖拉機廠社群，20世紀80年代那種公共生活隨著工人下崗失業早已消失。而在日常生活中，下崗失業職工的生活圈子也逐漸封閉起來，原來的工友、朋友也很少來往。
一位下崗男職工：
“平時我也很少串門，沒什麼意思，大家都窮，也沒什麼好聊的。原來的工友大部分都不聯絡了，都下來七八年了。見面了大家都不說拖拉機廠的事情，一說就來氣，說有什麼用?我除了去麻將館看看之外，也不太愛走動。”
(5)家庭支援網路匱乏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了解決職工配偶與子女就業問題，拖拉機廠開始興辦廠辦大集體，先後成立了三個集體企業。到1982年，拖拉機廠又設立了職業技術學校，拖拉機廠職工的子女都可以進技校，然後分配到拖拉機廠工作。另外，職工退休之後子女可以頂替接班。透過以上幾種方式，拖拉機廠大部分職工的子女與配偶都被安排進了工廠就業，形成了全家都在拖拉機廠上班的現象。在調查中瞭解到，有一家居然有12口在拖拉機廠上班：包括老夫妻兩人、三個兒子與三個兒媳、兩個女兒與兩個女婿。當拖拉機廠經濟效益好的時候，工作的人數多當然對家庭有益，但是一旦拖拉機廠走向衰落，那就無法轉移風險，當工廠實行下崗放假的制度後，整個家庭都面臨著下崗失業。按照工人形象的說法是：拖拉機廠都是一窩窩的，下崗之後就是連窩端。
(6)自殺、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多
自1997年7月工廠拖欠工資以來，部分職工家庭就開始陷人貧困。在拖欠13個月工資期問，社群內已經有兩人因生活困難自殺了。到目前為止，在過去的七八年時間裡，有十幾個下崗失業職工自殺。這在原來是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在調查中發現，這些自殺的職工一方面是因為生活與心理壓力大，另一方面也因為這些人大多有不治之症，因為沒有醫療保障，為了不拖累家庭而選擇了自殺。
從上面六個方面可以看出，拖拉機廠社群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生活方式已蕩然無存：原來上下班時熙熙攘攘的情景、工作時熱火朝天的場面都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破敗的廠區、雜亂的社群環境、居民精神上的萎靡。從職工個人、家庭及整個社群，都陷入了物質與生活方式上的貧困，職工個人的精神面貌、家庭關係以及社群內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